一、传统交通运输

人类历史上起初并无任何交通运输工具，为适应实际需求制造出了原始交通工具的雏形。原始人搬运货物，最早是完全依赖人的自身身体，包括手提、肩扛、背负、头顶等。当人们无意中发现借助外界的一些器物可以减轻提、扛、背等的重量时，交通工具便开始产生了。直到近现代，蒙古族生产生活中仍然使用挑水的扁担(蒙古语称“担木诺日”)、拾牛粪的粪筐(蒙古语称“阿如戈”)等。

(一)形成与工具

1.交通运输的形成

蒙古先民对大宗物品，如大型猎物等采取拖拉搬运方法的过程中发明了两类交通运输工具。即“布鲁亥”(简易拖拉工具)、“其日嘎”(爬犁)等无轮子的拖拉工具，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有轮子的拖拉工具，即车辆。对于逐水草迁徙而牧的蒙古来说通过驯养马、牛、骆驼、鹿等牲畜驮载或拖拉货物。据历史文献、考古遗存，以及一些《民族志》资料所见，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生息繁衍的古代游牧民族，最早驯化了牛、马等动物，并逐渐创造了带轮子的车辆，役使于游牧生活。在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阴山山脉、乌兰察布草原、锡林郭勒高原等地区发现了很多以骆驼或车辆运输货物为内容的古代岩画。“车的发明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因为车轮的滚动大大减少了与地面的摩擦力，所以说，车轮的发明是交通运输史的一场革命。”原始的车轮只有一块圆木板，车轴与车轮是固定在一起的。先出现的可能是手推的独轮车，后来发展成双轮车、四轮车等。蒙古族的勒勒车是其中最典型的运输工具之一。据《周书》载，与周国接壤的北狄诸部落，就用骆驼、马、骡子驮运货物，向周国纳贡。《史记•匈奴列传》中亦有关于匈奴人造车，并用于军事及运输的记载。又据《北史•高车传》载，可知蒙古先民的一支高车族所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他们“乘高车，逐水草”而游牧。所以，当时中原地区的华夏人称他们为“高车”。直到近现代，蒙古诸部族中仍然用着牛车、马车、驼车及马拉雪橇、驼拉雪橇和用骆驼驮运货物。

蒙古民族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和内部相互进行交往，以及常年在大草原上游牧迁徙活动中，草原上早已有了交通道路、交通工具、交通风俗。元朝时期就有大都—上都—丰州(呼和浩特)—黑城(额济纳旗)—哈密接西域丝绸之路通往地中海地区的波斯道和大都—上都—哈喇和林—阿尔泰—黑海通往欧洲的钦察道等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通过钦察道和波斯道蒙古地区与西方进行交流。清朝时期从草原上经过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大同、杀虎口等通往内地的多条茶丝道，内地的砖茶、丝绸等货物运往草原，草原上的皮毛、牲畜等畜产品不断运往内地。另外元朝和清朝时期在草原上设立专门为军事服务的驿站，每隔几十公里设一站并备有马匹和站丁，为朝廷官员的通行和军令政令的传达提供方便。除了草原通往西方和中原的道路和驿站以外，草原内部各地和各部落之间也有很多交通线路。

2.传统交通工具

蒙古族交通工具中，牛车、马、骆驼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勒勒车是草原上最普遍的复合性交通工具。“勒勒”一名来源于赶车牧民吆喝牲口的声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敕勒部就能制作车轮大，辐数多的木车，被誉为“高车部”。后来，蒙古民族沿用这种高轮大车，今天草原上仍然可以看到它。车轮高大是勒勒车的最大特点，这种特点非常适合跋涉茂密的草丛，深厚的积雪和连绵的沼泽，在平缓无路的大草原上通向任何地方。勒勒车是蒙古牧民游牧迁徙的交通运输工具，所以每家都有十几辆勒勒车，而且有水车、库车、蓬车、杭盖车等不同用途的车。每当迁移时，常常十几辆勒勒车前后相连，象一列行进在草原上的列车。蒙古人用勒勒车进行长途运输，一个人赶十几辆勒勒车，几十人组成一个车队，从盐湖拉盐或从农区拉粮食。勒勒车也有其它用途，比如进行中遇到江河时把几辆车连接起来当做船舶平稳渡河，宿营时把几百辆勒勒车围做城墙防御袭击。

马是蒙古民族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蒙古民族是世界上养马最多的民族，蒙古人养马的最终目的是以马代步。蒙古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一套科学养马、驯马、用马的生产技术，而且根据实际需要和马本身的条件训练出各种用途的马。蒙古人的生活生产、交通运输、出征打仗都离不开马。

骆驼是蒙古民族交通运输的最重要工具。蒙古民族驯养世界奇畜双峰骆驼，这种双峰骆驼体型高大，耐力极强，几天不吃草不喝水仍然可以负重几百斤日行几十公里。蒙古人骑乘骆驼，更重要的是用骆驼驮运货物进行远距离运输。一个人拉十几峰到几十峰骆驼形成一个驼队，每一个驼队的最后一个骆驼上挂一个驼铃，防止驼队走失或起到惊吓狼群的作用。历史上骆驼是草原上丝绸之路和茶丝商道最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二)运输类型

蒙古民族历史上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迁徙本身就是一个交通运输过程，所以蒙古民族的交通运输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交通运输，包括游牧交通运输、商业交通运输。游牧交通运输一般以户为单位，迁徙时选择吉日和确定吉利方向，平原地区的牧民用勒勒车运输，山地和沙漠地区的牧民主要用骆驼运输。商业交通运输一般以火为单位，邻里亲友十几人组成一伙运输组织，推举1名有经验的长者领导全部运输工作。

蒙古族的传统交通运输以其所用的运输工具可分为以车辆拉运、以骆驼驮运、以“齐日嘎”拉运等。根据其所运货物的种类可分为运盐、运粮、运木等。

交通运输一词在蒙古语称“阿音•竟”，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日根•阿音”(车辆拉运)、“特莫恩•竟”(骆驼驮运)、“齐日根•阿音”(雪橇拉运)具有特色的传统习俗。

1.“特日根•阿音”(车辆拉运)

“特日根•阿音”主要包括牛车和骆驼车运输。“特日格”一般指“草原之舟”的勒勒车。勒勒车主要有车辕和车轮两大部分组成。车辕有两根，是车上最长的部分，车辕垂直的横木叫衬，有10根，它们和辕条组成一个平放的梯子形，车辕两边高出的部分叫牙厢，固定牙厢和辕条的八根立木叫牙厢腿子，固定车轴的2个部件叫钩心，还有牛鞅子、下轭等组成。车辕一般选用20拃长、碗口粗的直端桦树或柳树做成。大头部分砍成四棱棒，长约12拃，两面各凿10个铆子，安进10根衬去。这是承载物品的部分。剩下的小头部分是套牲口的。每根衬约4拃多长。辕条上面各凿4个孔，用来插牙厢腿子固定牙厢。牙厢腿子支撑牙厢，把钩心和辕条卯在一起。牙厢起栏杆的作用，不让载物掉下来，尤其是不要掉在车轱辘里。牙厢、牙厢腿子、衬多用榆、桦、柞、枫、山榆为料做成。钩心起固定车轴的作用，不使其前后移位。车辕前端各有2个羊角桩子，用来固定牛鞅子和下轭。牛鞅子横搭在辕牛脖子上面，下轭系在脖子下面。牛鞅子和下轭都是用木头做的，用没有节子的白桦、黑桦、榆木、桃木、柳木等较软的木头做成，这样不伤辕牛脖子。牛鞅子、下轭削砍好以后，要用火把里面的疙疸节子燎掉，使其平滑。衬、钩心、羊角桩的铆子用4～5分凿子开一寸长左右。牛鞅子和下轭上的4个孔要用半圆形的凿子凿成圆的。钩心用榆、桦硬杈子做成，因为硬杈子不容易裂。牛鞅子的长度由两根车辕间的距离决定。下轭短而细，牛鞅子跟辕条用环扣相连。这种环扣用指头粗的稠李或山板榆、柳条、榆枝在火上烤热以后扭成。下用皮条、麻绳和马尾绳和羊角桩连接。这样可以使牛鞅子上下有一定活动余地，不致卡死牛脖子，使它不好用劲。

勒勒车的车轮由葫芦头、辋、辐、轴等组成。葫芦头粗约4拃，选用2拃长的白桦或黑桦、榆、柳枫为材，锯好后先于正中凿出杯子粗细的孔。表面用火燎去骨节，也有用铁圈箍的。葫芦头上要打18个铆子，安辐条。辋材亦用山榆、柞、枫、榆木等。葫芦头粗者一般由两半合成，细者可用整木。辐条多半长一尺五寸，要与葫芦头大小相配。

做车辋，选用天然弯曲的黑桦、山榆、榆、柳为材，画为弧形，每一段车辋插三根辐条，正好“六辋十八辐”。多石的山地车辋选用软木、多沙的地方选用硬木。两辋相接的之处，铆榫相接，使其成为一个整体。两拃宽的辋材，可以从中一分为二使用。车轮上辋以后，要钉进楔子使其坚固，而后把葫芦头套上，嵌进车毂去。接着把轴穿入，轴的两端用销子插紧。车轴上对钩心的部分要用叉木锯出为好。葫芦头和钩心间要留两指宽的距离，不可贴紧。葫芦头上安辐条的铆子多用3分～5分凿子凿出，车辋上安辐条的铆子多用7分～8分凿子凿出。

在平时的拉水、运柴、迁徙走“敖特尔”和拉盐、运粮的“阿音”都离不开勒勒车。勒勒车车身小、车辕长、车轮大、底盘高等特点最适合跨越荒滩、草地和雪山，原料就地取材，制作和修理方便，能承载千斤，运行十载。直到20世纪70年代，勒勒车始终是蒙古族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

蒙古族传统的“特日根•阿音”由3～5人组成一个小团队，每个人赶着十几辆牛车或骆驼车，从远处拉盐、拉粮和搬运木材等生活用品，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阿音”的各种习俗。

2.“特莫恩•竟”(骆驼驮运)

“特莫恩•竟”是将骆驼以缰绳连成串，每人牵十几峰骆驼进行长距离驮运货物的方式。这种阿严类型遍及蒙古各地、各个部族，尤其流行于内蒙古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乌兰察布盟和阿拉善等地以及甘肃、新疆的蒙古族当中。因为，这些区域地貌以戈壁沙漠和高山峻岭为主，不利于车辆的行驶，而更适合用骆驼驮运货物。“特莫恩•竟”在内蒙古地区起源较早，在交通运输未发达的条件下，它在交换货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情况在蒙古各地的岩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洪格尔苏木境内的哈登布查岩画中就有一幅描绘“特莫恩•竟”的画面。画面中有三峰用鼻勒绳相连列队前行的骆驼，驼队前有一用鼻勒绳牵着第一峰骆驼迈步前行的人，最后一峰骆驼的背上还坐着一个人。此外，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都荣敖包苏木沙很岩画中也有一幅描绘“特莫恩•竟”的岩画。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特莫恩•竟”在蒙古地区广为盛行。为了满足生活的必需品，以“特莫恩•竟”进行畜产品、粮食、食盐及茶、烟、酒等日用品的“易货贸易”。路线从张家口北到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西到呼和浩特甚至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行程几千里，时间长达几十天。一组“特莫恩•竟”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长者带队。每天行程的方式和远近不一样，根据天气、地形和驮运货物的情况灵活安排。骆驼非常有耐力，每峰骆驼能驮300～400斤货物，而且在行程途中吃草、饮水较少，是最适合北方地区的气侯和蒙古高原的交通运输需求。

3.“齐日根•阿音”(雪橇拉运)

以马、骆驼或驯鹿套拉即雪橇运输货物的交通运输方式称为“齐日根•阿音”。这类运输工具只限在冬季下雪时使用。马拉雪橇和驼拉雪橇的使用曾遍及蒙古各地，现主要流行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和蒙古国中东部地区。鹿拉雪橇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北部大兴安岭一带和蒙古国西北部库布苏古尔湖一带。

(三)传统交通运输习俗

蒙古民族的长途运输，发展过程中在组织形式、形成方式、行为规则等方面形成了许多独特的习俗。

1.“阿音”组织

在拉运货物的长途运输时，自愿组成的运输团队称为“嘎拉•阿音”，“嘎拉”蒙古语，意为火，因阿音的队伍在野外风餐露宿时围着一团火，并且大家挖一个土灶熬茶、煮饭，一起用餐而得名。一个“嘎拉•阿音”一般由3～7人组成。在巴林和克什克腾等地，“特日根•阿音”的一个团队，即一个“嘎拉•阿音”，讲究单数，一般由5或7人组成一个“嘎拉•阿音”。阿巴嘎、苏尼特等地区的“特莫恩•阿音”的每个“嘎拉•阿音”，一般由3人组成，每人负责牵十几峰骆驼，驼队总共约有30多峰骆驼组成，每峰骆驼约载三四百斤货物。一个“嘎拉•阿音”由“嘎林•阿哈”(即团队领头人)、“达希拉嘎”(即领头人的助手)、“乌达黑”(即参谋)、“敖特根都”(即最年轻者)等人员组成。

嘎林•阿哈“阿哈”，蒙古语，意为“兄长”。“嘎林•阿哈”即指一个“嘎拉•阿音”的领头人，他在这个“嘎拉•阿音”中年龄最大、老练而谨慎，且有多年的长途运输经验。“阿音”的全过程中他有最高的权威，所有成员都听从他的指挥，被称为“贺日音•汗”(野外团队之可汗)。“嘎林•阿哈”作为“嘎拉•阿音”的领头人，路途中的一切大事，都由他来安排和决定。如选择道路、安排宿营及点火、看管牲畜和物品等。他还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遵守阿严的规矩、习俗，如果成员之间产生意见不和时，由他出面化解矛盾。

达希拉格即领头人的助手。达希拉格是“嘎林•阿哈”的助手。他主要负责修车及治疗生病的牲畜等事务。在苏尼特等地区，“嘎拉•阿音”中若骆驼生病时，由达希拉格负责治疗。“嘎拉•阿音”的成员也要尊重和听从达希拉格的意见。在“特日根•阿音”中，不给达希拉格安排做饭和放牛等活儿。

乌达黑即参谋。一般由说话玲俐、懂文字、思维敏捷、办事果断、正直的人担任。

敖特根都即最年轻者。敖特根都是指“嗄拉•阿音”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在“阿音”的过程中，为了把敖特根都早日锻炼成好的“阿音沁”(“阿音沁”，蒙古语，意为从事“阿音”者)或“竟沁”(亦指驼队成员)，于是把所有的大小杂事尽量让他多干。敖特根都也自觉地听从前辈的指挥，努力在“阿音”中得到锻炼。团队成员在套车、驮运货物等工作中，帮助敖特根都，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他。蒙古族传统的“阿音”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长途运输活动，其成员的职责明确，体现了蒙古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

2.“阿音”习俗

“阿音”是耗时几十天，甚至更长时间艰辛的工作，“阿音沁”行走在沙漠戈壁，经常要受到断草缺粮的威胁，高寒炎热的煎熬、豺狼和风暴的袭击、疾病和洪水的侵扰，还要防匪防盗。因此，从“阿音”的起程开始，在整个行程中，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习俗。其中主要有选择吉日起程、“翁根•布达勒”(初宿宴)、阿音的形成方式、阿音的禁忌、白音•乌德(丰盛午餐)等。

选择吉日起程每当“阿音”起程前，请占卜者看日子，挑选吉日良辰。“阿音”起程的前一天或当天，亲属及邻居们带着好酒、哈达、奶食品集聚在“阿音沁”的家里，祭祀天地，祈求保佑，口诵祝词。祝福他们一路平安，早日返回。有些地方还要举行招唤阿音福气的仪式(蒙古语称“阿音乃•达拉拉嘎”)。如苏尼特地区的《阿音祝词》为：“乎日哎!乎日哎!乎日哎!高耸的驼峰勿屈折!坚硬的蹄掌勿破裂，结实的缰绳勿断开、牢固的鞍屉勿跌落……驼儿的体格定强健、前方的路途总平坦，运送的皮盐会值钱……乎日哎!乎日哎!乎日哎!”。阿音起程时，家人及亲朋好友都出来送行，直到出行的人走到远处看不见为止。“阿音沁”离家后，百步内不得回头看，不得抽打套畜。

翁根•布达勒即初宿宴。“翁根•布达勒”是指一个“嘎拉•阿音沁”集合到一起宿营的第一个营地。刚离家的头一天不远走，走二三十里就住下。“嘎林•阿哈”从车上卸下帐篷后，达希拉格和乌达黑协助搭帐篷。敖特根都捡来牛粪，“嘎林•阿哈”安装火撑生火，接着“阿音沁”互换鼻烟壶、烟袋、互相问候并按照岁数大小就座。嘎拉阿哈坐在帐篷的西北方尊位上，接着达希拉嘎和乌达嘎黑及其他人以岁数大小按顺序坐好，敖特根度坐在门旁边。这时大家都来打火镰，往火撑上添加火焰，以此来表示大伙已结成一队，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帐篷，表达亲如兄弟的象征。支起帐篷，生火熬茶，茶熬好后，大家拿出各自的干粮，略摆小宴。大伙互相品尝，喝茶漫谈，商量阿音的事情。嘎林•阿哈带头向天地祭洒，向火灶敬献酒、奶食品及香烛，举行祭火仪式。其他人跟着嘎林•阿哈，给火神跪拜磕头三次，再向四处抛洒酒及奶食品来祭祀山川和神灵。

“阿音”行程习俗“阿音”的行程习俗中包括宿营习俗和行程习俗等。“阿音沁”的生活基本上是宿营和赶路。“特日根•阿音”主要是白天行程，晚上宿营休息，而“特莫恩•竟”主要是夜间行程，有时昼夜行程，白天宿营休息。“特日根•阿音”在宿营地休息的时间较长一些，而“特莫恩•竟”在宿营地休息的时间相对短。这是因为骆驼吃的少，有耐力，而牛比骆驼吃的多，连续行程的耐力差。“特莫恩•竟”的宿营地之间的距离有严格的规定。一般宿营间的距离约140里～160里。张家口到达库伦(今乌兰巴托)，全程要宿24个营地。而拉运食盐、粮食、土特产的“特日根•阿音”，对宿营地间的距离没有严格的要求及规则。“特日根•阿音”的每个成员赶12～18辆牛车。其中6～9辆车为一个串联，夜间行走时，为提防后面的车丢失，车上挂着铜铃，听着铃声走。“特日根•阿音”从一个宿营到另一个宿营的里程，叫一个“呼乐乐格”。每个“呼乐乐格”有25里～30里。夏、秋季的“阿音”平均一天的旅程为四个“呼乐乐格”。第一个“呼乐乐格”黎明时出发，太阳出来时稍休息后，再进程第二个“呼乐乐格”。第二次“呼乐乐格”到中午时休息。第三个“呼乐乐格”是在午后开始，太阳落山时休息。第四个“呼乐乐格”到半夜前结束。春季的“阿音”一般每天行程两个“呼乐乐格”。

“特莫恩•竟”有严格的计划和步骤。一般每日行程及宿营的距离都按预定计划进行。“特莫恩•竟”的行程方式按地区差异可分“喀尔喀”方式和“喀喇沁”方式两类。“喀尔喀”方式也分“伊德尔•喀尔喀”(少壮式)和“乎格辛—喀尔喀”(老迈式)两种。另外，还有“喀尔喀”和“喀喇沁”两种方式结合的行程，即“喀尔喀•喀喇沁连接”式。这几种行程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特莫恩•竟”的这些行程方式在起程时间和行程距离上各不相同。“喀喇沁”方式是小晌午时出发，半夜三更或黎明前宿营，到小晌午时又开始行程。“喀尔喀”方式是太阳落山时出发连夜行程，到第二天中午宿营。太阳落山时又出发。“伊德尔喀尔喀”方式是三夜半更出发，到第二天日落时宿营。“乎格辛—喀尔喀”方式是天亮时出发，行走一天，到晚上宿营休息。“喀尔喀•喀喇沁连接”方式是天亮时出发，连续行程，这样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宿营地要走200里～280里。这种方式的特点是，“阿音沁”休息时间少、行程时间长，在昼夜24小时中行程的时间长达14～16小时。

阿音禁忌蒙古族在数百年的阿音实践中形成了许多阿音禁忌习俗。这些禁忌往往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宗教信仰、审美观念有关。

在“阿音”的整个过程中，每个人必须遵守“阿音”的规矩，如：忌讳说不吉利的话、咒骂牲畜;忌讳狠心抽打牲畜、敲打车辆用品;忌讳翻倒锅、火撑子等;忌讳火中滴水或扔进脏物。另外，“阿音沁”在行程中有严格的语言禁忌，如遇到一些阻碍、牲畜生病、车辆损坏时不得直说，而用温和的语言来婉转地表达。“阿音沁”们都不能用“高布若”一词谩骂骆驼。倘若如此谩骂骆驼将对阿音的顺利进行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吃完肉后将骨头烧掉或埋在地里，尤其是羊的肩胛骨不能随地仍掉，必须用刀子捅破一个窟窿烧掉。这与蒙古人用肩胛骨占卜的习俗有关。忌讳离开宿营地时用水扑灭火;忌讳在洪水冲刷过的地方宿营;忌讳在途经的道路上解手;忌讳“阿音”的车队横穿道路;忌讳随便动土挖坑、砍伐木材、乱动石头、弄浊井水、河流，起程时填好用过的灶。为了避免“阿音”途中出现差错，忌讳喝酒、玩游戏，只是在初宿宴(“翁根•布达勒”)、丰盛午宴(白音乌德)上适量喝酒。在“阿音”的行程中，每到宿营地，喝茶、吃饭前都要祭火，将饭茶的“德吉”(第一口)献给火神、天地神。若途中遇“敖包”，用奶制品祭祀敖包，并在敖包上添加石头，祈求路途平安。

白音•午德(丰盛午宴)阿音沁返回旅途中的最后一个宿营地叫“白音•午德”。一般在离家一宿营或半宿营的地方扎营，举行小宴。但不能在翁根•布达勒(初宿宴)的位置上扎营。在“白音•午德”宴上，阿音沁一方面要总结本次阿音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庆祝凯旋而归，说些惜别和下次阿音再见的话，还要互相送礼物作为纪念。有时，家里人也前来参加，祝贺他们平安归来。在举行白音午德宴时，熬好奶茶后，用带来的食品“德吉”祭祀天地、山水。把煮好的羊肩胛骨、四条肋骨及酒敬献给“嘎林•阿哈”，以此来表达感恩之情。“嘎林•阿哈”品尝后，再分给大家共享。“白音•午德”宴结束后，人们套上车，装载驮子说：“阿严虽然解散，但情谊永远不散”等吉祥的话，喝告别酒、以示这次的一个“嘎拉•阿音”解散。

阿音沁满载而归时，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出来迎接。尤其是盼望已久的孩子们看到阿音的踪影就高兴地跑过去迎接，阿音沁抱起孩子亲吻后分给他们糖果、点心等。阿音沁到家时，迎进家中，熬新茶为其洗尘。同时，阿音沁为长辈敬酒，把带回的点心、糖果等作为“阿音的福禄”分给大家品尝，共庆阿音的平安归来。

二、传统商贸

(一)传统商贸概况

蒙古民族依靠畜牧业产品谋生，通过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商贸往来满足生活需求与发展经济。蒙古族先民早在匈奴时期就开始与中原地区有贸易往来。匈奴以牧业为主，农业尚未居支配地位，“手工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有发展到在生产、生活方面都能足够满足自己的程度。因此迫切需要用牲畜和皮毛与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行交换。”此外，上层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也是贸易交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据《新书•匈奴》等文献记载可知，关市贸易是“匈奴人所迫切需求的，如果派遣使者与他们和亲，允许他们通关市，那末匈奴人都愿意投聚到长城之下。通过这些关市，汉匈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而大宗的交换。”自成吉思汗至蒙克汗时期，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哈喇和林、归化城、上都、大都等较为大型和集中的贸易城市，蒙古地区当时成为世界商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蒙古诸部的内部物质交换已不能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求，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大市场。物物交换是蒙古诸部与辽金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形式，同时也使用金、铜、铁等金属货币。在哈喇和林出土的185枚硬币中，有19枚金币。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关卡重重，战火纷飞，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商品交换活动和商业的发展。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辽、金和中原运输所需物资。后来，蒙古地区内部贸易活动也慢慢开始频繁，这些商贸活动促进了蒙古各部落生产、生活的发展，同时更加紧密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蒙古统一后，特别是对黄河以北地区及西夏、中亚、西亚地区的征服，结束了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权割据状态。至此商路畅通无阻，为各地区间的经济往来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蒙古统治者对商业也采取了鼓励和扶持的政策，如保证商旅安全、降低商业税赋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成吉思汗派遣商团赴花刺子莫，试图开通与西亚的商路，但商团成员被花刺子莫统治者杀害。西征就是以此为导火线而爆发的。中原及西域商旅云集蒙古地区，与蒙古民众进行商品交换。中原商人所提供的商品有“丝、铁、色木……衣食之需”。在蒙古统治集团的扶持下，回回商人表现得异常活跃。历史上，中亚许多民族都有经商的传统，白匈奴至回纥汗国和辽朝以来，他们依附于游牧王朝，以其代理人的身份，在游牧民族与西亚、欧洲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汉文史料中把他们统称为“胡商”。此外，由于蒙古上层统治者追逐商业利润，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蒙古地区商贸的发展。

(二)传统商贸类型

适应游牧经济的蒙古族传统商贸类型主要是游牧商贸、集市商贸、流动商贸、斡脱钱商贸等。

1.游牧商贸

游牧商贸源自蒙古贵族的游牧生活，源自供应他们日用品的买卖。蒙古可汗贵族的大营里始终跟随有商业贸易集团。他们原来是可汗的属民，随着蒙古地区贸易往来的发展和商品、货币思想意识的提高，产生了独立的商人。寺庙集市也常常跟随着牧民一起游动，牧民供应生活用品的同时，发展了商业贸易。游牧商贸的特点是跟随着蒙古人的游牧生活而游动，商贸团队与游牧大营有着稳定的关系。因此，商贸活动主要是供应生活用品，而不是像扁担买卖那样的随意流浪。“汉族商人渐渐掌握了蒙古人的游牧生活规律，也学着蒙古人，准备了勒勒车和蒙古包及其它生活用品，跟随着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做买卖”。

2.集市商贸

集市是蒙古地区最早的市场形式。集市与蒙古人的大型祭祀及仪式活动有密切联系，在不定期的盛会和那达慕集会中，逐渐产生了集市贸易活动。受佛教影响，蒙古地区的寺庙法会也逐渐演变成了集市贸易特点的活动场所。当时，北方的蒙古民族赶着牛马，拉着皮毛，到边疆口岸和中原人交换粮食、绸缎、锅、托力嘎等生活用品。20世纪初呼伦贝尔地区最大的集市贸易就是甘珠尔庙庙会时期的集市。随着封建帝国的削弱和蒙汉人民来往的加深，交易的机会也逐步增多，集市也随之多了起来。

3.流动商贸

草原流动买卖指的是在蒙古地区流浪，进行商业活动的汉族商人买卖。因此，也称为“草原流动买卖”“商贩”“铺子”或“挑担人”等。蒙古地区的汉人买卖有长期性和流动性。这些汉族商人，每年定期的从中原来到北方地区，进行买卖或收购畜产品原料等贸易活动。有些则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发展成了名声显赫的大旅蒙商。就呼伦贝尔地区而言，清光绪年间，“八大家”为主的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八大家”中，资金雄厚者有白银三万两以上，雇佣人员达百人以上。他们既有批发、又有零售业务，还走村串落，深入到牧猎区去收购和出售商品。20世纪初叶，外蒙古札萨克图汗盟车臣沙尔都勒旗境内的达尔扈特蒙古人为了得到自己的生活用品，常到边境地带的汉人和俄罗斯人商铺购买物品，多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有时还会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贸易。

4.斡脱钱商贸

“‘斡脱’为突厥语，意为‘合作’。早先，蒙古族称西域商人为‘斡脱商人’，称高利贷为‘斡脱钱’”。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欧亚诸国间的政治、经济往来的日趋平凡，斡脱钱从西方传入了蒙古高原。最早把这种贸易中的借款形式传入东方的是犹太商人。斡脱钱虽为它山之石，但与蒙古地区的生产类型与经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很快便成为了一种本土化的贸易形式。其中，蒙古游牧经济的自身特性、蒙古族的消费结构、生活方式、民间习俗以及沉迷于城市生活的蒙古王公贵族的经济需求等都是斡脱钱得以迅猛发展的内在动力。蒙古帝国时期的斡脱钱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蒙古帝国时期的斡脱钱的利率高。当时，在西方受教会的干涉，贷款的利率一般被控制在10%左右，而蒙古地区的斡脱钱的利率却高达100%。二是蒙古帝国时期的斡脱钱是王公贵族与商人利益的结合体。在那个时期，商人们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往往要与王公贵族联手进行贸易。三是蒙古帝国时期斡脱钱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是相互独立的。一般来说，王公贵族有所有权，商人们有经营权，贷款者则有使用权。

(三)传统商贸习俗

1.选择吉日出行

《北虏风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办任何事，必须履行喇嘛说的忌讳事项，认为每月的初一、十五是吉日，这天，出行吉利或减少麻烦”。蒙古人非常忌讳甲、庚日。“非常忌讳甲子、庚午、庚申日。如果是甲、庚日决不做物品交易”。在蒙古历法中有这样的讲究，初一卖牲畜会繁殖千万头，初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八、二十六、二十七卖牲畜，牲畜要得病，忌讳卖牲畜等。另外，购买牲畜时忌讳对辰交易，即丑日不买牛、庚日不卖马。

2.选择出行方向

蒙古人在外出贸易时非常注重选择出行的方向。在占卜某个出行方向的吉凶时，通常要参阅一种叫《吉如海》(“吉如海”，蒙古语，意为“占卜”)的占卜书。虽然，《吉如海》上对每个时间段的出行方向都有相应的提示，但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哈日诺海阿姆”(“哈日诺海”，蒙古语，意为“黑狗”“阿姆”意为“口、嘴”)的把握。“哈日诺海阿姆”，即“天狗之口”会随着一年当中季节与月份的变更而指向不同的方位，是蒙古人在出行时最为忌讳的凶向。此外，蒙古人还认为西方是正方，东方是反方，西方代表吉祥，东方代表恶运。认为最不好的方向是东北。所以，在不参照《吉如海》的情况下，出行时不管去往何方一般都要先踏向西方，顺时针方向(即蒙古人所说的“正向”，与此相反倒时针则是“反向”。)绕蒙古包三圈后，再走去往的方向。对于蒙古人来说，选择一个正确的出行方向是贸易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蒙古族民间谚语“拉米去的车选错了方向，就会拉着土原路返回”，正是这一习俗的体现。

3.观察自然现象

在蒙古历法中，有冬至这一天观察云彩和风向的习俗，人们通过观察云彩的颜色和风向，判断下一年年景和诸事吉凶。如冬至这一天刮东风，被认为人要病或牲畜要死，刮南风，则是丰收、安康的征兆;北方天空出现黑云，则下一年种地要获丰收。

4.出售五畜禁忌

蒙古人非常珍爱自己所拥有的马匹，深知马对主人的功劳。他们把好的马匹当作自己的伴侣，认为这个伴侣能够让其英姿飒爽，增添男人的威风。在战争年代，勇敢的战士配一骁勇的坐骑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此“再贫寒的人家也不出售心爱的马”，也“忌讳出售好的种马”“忌讳出售下奶多的母马”。这是因为母马和种马都是繁殖发展马群的基本保障。此外，蒙古人以前还有“给多高的价钱也不出售羊羔、牛犊”的习俗。他们认为羔羊、牛犊等还未长到健壮有力的程度，还不能独立生存，如果把幼畜从其母畜身边分开，它们就不能很好的成长，认为出售幼畜是一件做孽的事情。此外，蒙古人出售牲畜时，有留牲畜福分的习俗。出售骆驼或马时，要留下骆驼的鼻勒，马的笼头、马嚼子，或马的一些鬃毛、尾毛等。认为这样可以留下它们的福分。

(四)传统商贸特点

蒙古族传统商贸特点可归纳为游动与季节性、诚信与和睦性、易货贸易的普遍性等三个方面。蒙古族传统商品贸易的特点与其生产方式，即游牧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蒙古人的商贸活动中的思维模式和商贸观念。

1.游动与季节性

蒙古人自古以来就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蒙古族的传统商贸业也随着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变化，形成了鲜明的流动性特点。清朝时，这种动态的商贸已经形成了游动商贸，“商人用马匹和几峰骆驼驮着的商品游走在各地的牧场之间，进行着商品交换。如果牧民已经迁徙了，他们也会驮着商品追随其后进行交换。就这样把所运商品全部交换完了才会带着商贸所得回去。”同时，蒙古地区的生产劳动及商贸活动也都带有与游牧经济相适应的季节性特点。蒙古地区的商贸活动春季萧条，夏末、秋季较为繁荣。因为，春季草原上万物还未复苏，牲畜通过漫长冬季体力已经明显下降，瘦弱了很多。而夏末、秋季时节则恰恰相反。在进行商贸活动时要选择夏末、秋季，家畜膘肥体壮的时候进行。由于这样的季节性特点，蒙古地区的贸易亦具备了批量购入，批量出售的“批发”商业性质。这种季节性贸易尤其在祭敖包、开那达慕大会，以及举行庙会的时候会更加活跃。以呼伦贝尔地区的甘珠尔庙举行庙会为例：该届举办庙会时间为每年的阴历八月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庙会期间，来这里的人们，一是为了烧香拜佛，二是利用这个契机购置自己所需的物品。参加庙会的人除了呼伦贝尔地区的牧民们以外，还有来兴安盟、哲里木盟，甚至来自外蒙古、俄罗斯等地的人们。这里的汉族旅蒙商人大部分来自海拉尔，少数来自华北地区(北京、天津、山西等地)。此外，查干萨日(春节)到来的时候，商品贸易也会繁荣起来。

2.诚信与和睦性

蒙古民族在商贸活动中非常重视诚信与和睦。物资交流在蒙古地区内部、部落与部落、游牧者与狩猎者之间，延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他们以牛、羊等牲畜作为商品交易的单位(货币)，进行交换。草原地区商贸兴起的初级阶段，蒙古人的贸易活动范围较为狭窄，交换货物的品种也较少，主要是在部落、民族内部或邻近的其他民族之间进行，以狩猎货物、畜产品及土特产品进行贸易，以满足生活、生产的基本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蒙古人的商贸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交换的货物品种也大为增加，并以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开展货物贸易。游牧经济生产的单一性决定了其消费与交换领域中对手工制品、谷物、布匹等的需求依赖外部市场才能够得到满足的特点。而长期的游牧生活和马匹等便利交通工具的使用，又为他们同外界大范围的和睦交往创造了条件。大月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扮演了中原和西域商品交易的中介者角色，在公元前2世纪时，草原民族已经和伊朗、希腊等发生了经济文化交流。而在此后的匈奴、突厥、回鹘、契丹和蒙古民族在中西经济交流中，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蒙古民族是古代中西经济文化大通道——北路和中路丝绸之路最早的开拓者。在交换和消费过程中，还体现着草原民族注重使用价值的取向。古代蒙古人对交换行为中提高价格和获取暴利极为蔑视。他们交换所注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用于满足单靠畜牧业生产所满足不了的其他生活需求，并不存在什么获利的动机。而这种注重实际效用的交换进一步发展了游牧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草原文化的内涵。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常常是自给自足，商业并不发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究诚信，注重产品质量，尤其是商品交易中不用伪劣产品进行交易，谋取利益。产品的真实性是经济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注重生产物品及交换产品的可靠性，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为人处事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在贸易方面，任何一个民族或个人购置商品主要是为了使用，并提倡诚信贸易。蒙古人在商贸活动中，注重诚信，并与对方和睦相待。关于这种诚信和睦的贸易态度，尼•维•鲍戈亚连斯基在其作品中提到：“想要顺利的买到羊，和睦地做完买卖，首先要和买主并肩坐在炕头上喝着茶，交换着烟斗并要关切地问草场的情况与牲畜的肥壮等情况。”

3.易货贸易的普遍性

在货币流通进入蒙古地区之前，蒙古人的商贸活动是易货贸易的形式来满足自身需求的。蒙古地区出现了货币贸易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易货贸易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蒙古族拥有兽皮、牲畜、奶食品等丰富的畜产品，每当贸易开始之际，他们就赶着牲畜，拉着皮毛等，到商贸活跃的地区来交换所需物品，如布匹绸缎、茶叶、药材、谷物、盐等生活必需品。交通方式一般是车辆载运(特日根•阿音)或骆驼驮载(特莫恩•竟)的形式。在以物换物的易货贸易中，蒙古人一般要用一些固定的货物作为“杭希拉格奇”，即商品等价物。通常所用的“杭希拉格奇”有两类，即家畜或砖茶。以家畜作为“杭希拉格奇”时，一般要以绵羊作为“杭希拉格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