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包头地区是在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大规模的晋、陕民众“走西口”活动中兴起的，“走西口”加强了蒙汉人民教育、宗教、方言、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融，极大地改变了包头地区的文化生态，对包头地区民俗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这一地区具有了极富特色的移民文化特征。
关键字: 走西口 包头地区 民俗
明末清初以长城杀虎口外蒙古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目标的晋、陕一带的移民垦殖活动, 民间称之为“走西口”。“走西口”不仅成就了晋商的几百年辉煌，也极大地加强了包头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在教育、宗教、方言、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融，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西口文化”。关于“走西口”与包头历史的研究，许多专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层面上，缺乏深入具体，尤其在对包头地区民俗形成方面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走西口”对塞外民俗形成的影响为切入点，具体研究包头地区（主要包括包头市东河区、土默特右旗、九原区一带）民俗文化的形成与特色，力求以小见大，使人们全面了解“走西口”的历史面貌及其影响，对“走西口”有一个更为崭新的认识。
一、 “走西口”为包头地区民俗形成奠定了基础
包头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走西口”活动，早在明代就已开始。明朝末年，占据土默特地区的蒙古首领阿拉坦汗，以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积极拓展军事力量，与明廷抗衡。他通过虏掠边民、容纳叛民、招募工匠等方式，积极在土默川发展“板升”农业，使大量中原汉民，迁徙到这里修筑房舍，开垦荒地，建立村落，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明史·鞑靼传》说：“时富（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据《万历武功录》记载：“赵全率□恶民……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生，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万人。”［1］明谢肇浙《五杂组》也说：明王朝“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指土默川一带)。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2］
当时这些越边墙而来的汉族百姓，发挥各自特长，从事农业及各种手工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围绕这些汉族工匠而形成的村落，当地蒙古族人往往就以该专业命名。如朱尔圪庆，蒙古语义为画匠；沙尔沁，蒙古语义为挤奶人；察素齐，蒙古语义为造纸匠；毕克齐，蒙古语义为掌文书者，等等。之后，因为村落中多是固定的房屋，所以蒙古族就用板升来指称房舍和村落，于是在土默特地区，就有了众多以板升或板命名的村庄。包头地区现存的如板升图，蒙古语义为有房子；板升气，蒙古语义为造房子的人；捣拉板升，蒙古语义为七间房；公积板，蒙古语义为公爷的房子；黑麻尔板，蒙古语义为像鼻梁的房子等。这些汉族人的迁徙定居，为清代大量汉民的“走西口”，奠定了基础［3］。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包头地区的民俗生态。
到清康熙时，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蒙古地区的长治久安，在实施“分旗划界”保障各盟旗牧业经济有序发展的同时，劝导蒙民适当进行农业开垦，鼓励牧民“能耕田者勤于耕田”［4］，用所获粮米保障生计。清代早期几次大规模的西北用兵是“走西口”活动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清初，为了边疆的安宁，康熙皇帝三次统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此后，清政府长期在蒙古地区驻守较大数量的军队。解决西征部队的军需和在蒙地驻军所需粮草及日用品供应，直接促成了土默川上的旅蒙商贸易和农业垦殖。
当时，清政府出于军事防务、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等多种考虑，“弛禁放垦”，允许晋陕一带汉民进入土默川及鄂尔多斯等地区大规模圈地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一些蒙古王公贵族也主动招纳内地农民到边外垦种。如《清实录》记述的：“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退回。”“治边数州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
当时，老包头地区是蒙古族的游牧之地，土地已有开垦，有散在的农业村落。老包头最早的寺庙——南龙王庙，有一块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碑，碑文记述到：“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5］解放后包头发现的地契，最早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说明早在康熙时代，老包头地区即有“走西口”的汉民，南龙王庙的补修，就是人口日益增多的证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兵部尚书范时崇受命负责勘察和选定通往蒙古乌里雅苏台的兵道驿站，其幕僚范昭逵在《从西纪略》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其所记经过的包头境内台站，有四台毛岱多浑（今土默特右旗毛岱村）、五台沙尔沁（今九原区沙尔沁村）、六台昆都仑（今九原区前口子村），而且四次途径“箔头”（即包头），三次止宿，“就水下营”，说明“箔头”当时已是水运码头。
台站建成后，清朝从各地调拨17000多蒙古站丁，共85000多人服务于这一军台大道，当时军粮运输包给商人承办，商人再招雇车工和驼户，随军贸易于是发展起来，大批内地商民随军进入包头地区，促进了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商业的发展。
乾隆二年（1737年），包头在原“代州营子”的基础上形成村落。来包经商的汉民，开始用农产品和日用百货换取皮毛、牲畜，一些小手工业者，打造农牧刀锄等用具，钉马掌、修箭头，以换取牧民的皮毛、雕翎、鹿茸等，运回山西出售。他们还进行米面加工、经营粮食、布匹、砖茶，以货物换取蒙民的皮毛和牲畜等。据乾隆年间的地契反映，那时包头至少已有东西两条街道，有商号十二家，商业繁荣。通过为旅蒙商提供草料而获得巨额利润的经商汉民，之后发展到开粮店、货栈，办钱庄、银号，做经纪、当行，在包头设立了十几家“复”字商号，其商业网络覆盖了整个包头市面，从而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传说。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直是土默特地区黄河航运重要码头的托克托县河口镇因黄河溃堤而被水淹，由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从而南海子渡口一跃成为塞外河运主要商埠，西路船筏改在包头停泊，黄河上游甘肃、宁夏、青海出产的皮毛、药材、盐碱，河套地区盛产的粮食，经由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入包头，为包头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皮毛一动，百业兴旺”。到了光绪末年，包头已由一个昔日的小村落，发展成为西北的门户，塞外著名的商业重镇、“水旱码头”，西北“皮毛集散重镇”的形成，增加了致富、生存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晋陕人“走西口”、走包头。当时包头人口已发展到近七万人，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拥有工商户1100多家，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每年进出口总额达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山西各地“走西口”来包经商定居的汉民，组成“代州”、“忻州”、“祁太”、“云朔”、“文交”等同乡社团，互相照应。
随着交通的发达，新的商店陆续成立，1923年后的十几年间，新成立的皮毛店达二十来家之多，连同旧有的共有五十多家，皮毛工人千余人。旅蒙商达四十多家，单干或合伙经营的旅蒙商有一百多户，包头商业急剧发展，达到极盛，其中许多商业资本，都来自于晋商。
同属包头的萨拉齐县城，当时商业也非常发达，人口急剧增加，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小街小巷多以山西地名命名。
此外，成千上万“走西口”的农民，不断地到土默川和大青山后从事农业垦殖，通过二百多年的经营，使古来一直是少数民族游牧的荒漠草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农田，出现了鳞次栉比的村庄。
大量人口的涌入、定居，村落、城镇的形成，以及农业、商业等的繁荣，为包头地区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走西口”对包头民俗形成的影响
随着走西口人群年复一年的增加，包头地区已成为汉族占主体的蒙汉杂居区，这些汉族人口中，又以山西人为多。正如《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所说：“绥远汉族人民，其初大都来自山西，尤其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盖以壤地相接，移垦便利，故人民辐辏云集，俨然成聚。”［6又民国《绥远志略》称:“绥远(包括归化地区) 汉族约占十分之六, 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 多于清中叶移来, 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7］。
大批山西移民的迁入，使包头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也自然地将原有的风俗习惯带了进来。随着移民活动的持续不断，蒙汉共居的村落与城镇逐步形成，久而久之，蒙古族世代以来的游牧风俗与外来风俗相结合，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也就自然生成了。这一风俗不仅有“走西口”人带来的山西各地的烙印和影响，同时也有区别于中原风俗的塞外特点，各方面因素互相包容、互相融合，最终成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西口文化。下面从包头地区村落命名、旅行、饮食、语言等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包头地区居住及村落命名风俗中的“走西口”特点
包头地区，旧属土默特蒙古的游牧地，放垦之后，山西北部的农民相率而来，租地耕种。他们“春出秋归，择地而租，俗谓之跑青牛犋。”［8］因为他们像大雁一样来去守时，所以又叫“雁行”。他们季节性地“刁工”、“打短”的时候，由于出租土地、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并不能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住所，他们只是沿袭老家的方法，在土山上挖窑洞居住，没有山的地方，就在地下挖个深坑，上面搭上柴草，做成简易的窝铺或茅庵居住，这样的“跑青牛犋”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人们就以某某“窑子”或几座茅庵相称。而一些打工者集体居住的地方，又统称为“伙盘”。至于同乡引荐，在一起租地耕种形成的聚居点，就以原籍所属县乡冠名。并且由于原籍居住的地方是营堡，所以还把聚居的地方叫“营子”或“堡”。
后来，租地耕种的“雁行”者逐渐盖房定居，形成村落，住的已经不是昔日的半地下室的土窑，但仍然沿用旧称，叫做什么“窑子”或“营子”，而且最后相沿成俗，凡是村子，都冠名为“窑子”或“营子”。现在还存在的窑子村名如白青窑子、任三窑子、南窑子、党三窑子、黑铺窑子等；营子村名如冠以山西地名的榆次营子、定襄营子、五台营子、祁县营子、繁峙营子等；冠以“走西口”人姓氏的如赵家营子、曹家营子、张家营子、苗六营子等，更是举不胜举。发展到现在，营子已成为村子的代名词了。
受“走西口”汉人的影响，包头地区的蒙古人与土默特其他地区的蒙古人一样，也逐渐放弃了居住蒙古包的游牧生活，像汉人一样，盖房居住。《大清会典》载，嘉庆二十年，“近来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蒙古民居也都泥土砌筑，房顶架椽，灶火通炕。“旗民废毡包而建平房，其来久矣”。“今各佐蒙人居处情形，与汉人无异”［9］。
包头地区有相当多的蒙语地名村落，如蒙圪气（银匠）、打卜素（盐）、板申图（有房子的地方）、此老气（石匠）等，一方面说明当时这些地方有从事手工业的汉人，以蒙古语命名，还说明当时蒙古人已受汉人风俗影响而转变了居住风俗。蒙汉杂居，和睦相处，是包头地区居住风俗的一大特色。
2.包头地区出行习俗中的“走西口”因素
“走西口”的汉人，远离故土，抛家舍业，常年奔波在塞外的荒漠草原上，或者拉骆驼，或者赶车马，输送货物，盘运商品，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穹下风餐宿露，年复一年，由无奈变成常态，养成了喜欢外出闯荡的风俗习惯。在“走西口”的年代，包头地区虽然远在塞外，但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驼队车马络绎于途。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因古无村落，五方之人聚处于此，春来秋去，原属流动性，故以行旅为习惯。寄居日久，始筑家室。然春曰下乡，秋曰回城，仍存昔日之风……况农户以外即为商户，往来贩运视为当然，道路奔驰养成习惯……故不以行路为苦，恒以为最乐事也。”
［10］外出旅行的人都带帐房，随时准备露宿。并且习惯带着炒米、炒面、干粮，以应付旅途饥饿。人们不仅喜欢外出，对于旅行投宿的人，也表现出非常的热情，这一方面是受蒙古人热情好客习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期“走西口”活动所造成的。《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说塞外人民“遇人颇亲，有客过其处者，无论知与不知，必善接之，供以饮食，待遇极隆，不取价值。”［11］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居民的居住习俗：“且多人居住一室，甚至父媳、兄妹、母子均可同炕而寝，在内地为绝无之事。尤可异者，不论认识与否，即可推门而入，似无居住自由之权者，并待以烟茶，同室而眠，略无拒绝之意。明日别去，不酬以钱物，亦不计较。盖塞外村落稀少，犹存毡幕之风，主人留宿，视为当然之事，固不独包境为然，塞外各地均是耳。”［12］其中所说的“毡幕之风”，就是蒙古人的好客风俗。
3.“走西口”对包头地区饮食等风俗的影响
包头地区的蒙古族，历来保持着自己传统的饮食习惯，汉人“走西口”以后，当地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受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史书记载他们“完全以农为业”，“其饮食渐与汉人相同”。蒙古人的年节习俗渐渐与汉族趋同，汉族笼旺火过年，他们也燃起篝火，祈求旺气冲天；汉族人过元宵节，他们也跟着红火热闹。过年过节所食食品，除保留一部分传统蒙古族食品外，其他多数和汉人没有什么两样。
反过来，“走西口”而来的汉人，一方面部分保留由家乡带来的饮食习惯外，也受蒙古族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饮食风俗。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居民不食米面而独喜糜米与莜面，为特异之点，甚且只食炒米干货，亦蒙俗简陋之习也。或有食荞面、豆面者，则山西移来之民也，普通人家不常用之。”［13］
蒙古族日常喜欢吃“白食”(奶制品)、“红食”(牛羊肉食品)、炒米等，为了帮助消化，喜欢喝砖茶。“走西口”的汉族人因为饮食结构改变，同时受蒙古人影响，也喜欢喝砖茶、奶茶，吃炒米、酪蛋子等。
包头及土默川、河套地区盛产糜米，煮饭极为适口，而山西人喜欢食醋，“走西口”人把二者结合起来，发明了酸饭，夏天食用，既解暑，又简便，成为一种独特的饮食风俗。《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说：“托县平民，日止两餐，农家三餐。朝食焖饭、米汤，午亦如之。隔数日食莜面或糕一次，夕但食薄粥，统名酸饭粥。其法以糜米之汁，盛罐中，置近灶处，使发酵变酸，更入糜米，炊时捞置釜中，焖至半熟时，取汁不尽则成稠粥，取汁尽则成饭，其味皆酸，故名酸饭，其汁即所谓酸米汤也。”［14］
这种吃酸饭的风俗，不仅是如上所说的托克托县，其他地区也一样。包头地区有童谣说：“娃娃睡，羊捣碓，碓下糠，喂鸡鸡，鸡鸡下个蛋，好炒酸捞饭。”又有谚语说：“二不溜丢酸稀粥，吃不了的喂了狗。”酸捞饭和酸稀粥，都是酸饭的一种。
此外，包头地区蒙汉人民常吃腌制的酸菜，也与吃酸饭一样，都是山西“醋文化”习俗的变体，与汉人“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4.“走西口”在包头方言形成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包头地区在明末清初时期，还是蒙古人的游牧地，只有极少数的汉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方言形态，只是到了汉人“走西口”大量涌入，形成城镇和聚居村落，才出现了频繁的语言交流和融合。为了交际的需要，“走西口”人到包头地区以后，不仅要与当地蒙古人进行语言的交流，还要进行内部的交流和融合，因为他们是来自山西的不同县市，所操方言也不尽相同。这样时间长了，互相磨合，互相吸收，就产生了新的方言——包头方言。这新产生的包头方言中，不仅有山西各地方言的影子，也含有蒙古语的成分。正如胡云晖先生《“走西口”与颇具特色的包头方言》所说：“‘走西口’进入包头的山西移民，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可以想见那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会展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15］
关于包头方言的这一特点，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也说：“包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话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至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17］“走西口”的山西人，对今日包头方言的形成，的确是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 明末清初以来，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源源不断地越过长城的关口, 来到塞外垦殖经商,他们不仅将各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带到了荒漠草原,开辟出了沃野千里的良田,建起了一座座村落,并发展为乡镇城市，“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语言特征、风俗习惯以及戏曲艺术, 并孕育出如二人台《走西口》这样的艺术奇葩, 形成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区。”［17］“走西口”民众及其活动，对于包头地区民俗形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以及农牧生产，无不打上“走西口”的烙印，与山西、陕西的风俗习惯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追溯它们的历史，挖掘其中的精髓，还有待于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调查。
［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四辑《万历武功录（选录）》第116、119页。
［2］明谢肇浙《五杂组》卷之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80页。
［3］胡云晖《“走西口”与包头方言》，西口文化研究会编《西口文化研究》，2005年10月，第103页。
［4］《清圣祖实录》卷111。
［5］东河区志编委会编《东河区志·附录》二“碑记匾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89页、1390页。
［6］《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4页。
［7］转引自安介生《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
［8］《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9页。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转引自肖瑞玲《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内蒙古师大学报》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50页。
［10］《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6页。
［11］《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9页。
［12］《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6页。
［13］《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5页。
［14］《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18页。
［15］胡云晖《“走西口”与包头方言》，西口文化研究会编《西口文化研究》，2005年10月，第103页。
［16］《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7页。
［17］安介生《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复旦学报》1999 年第五期，第83页。
关键字: 走西口 包头地区 民俗
明末清初以长城杀虎口外蒙古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目标的晋、陕一带的移民垦殖活动, 民间称之为“走西口”。“走西口”不仅成就了晋商的几百年辉煌，也极大地加强了包头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在教育、宗教、方言、民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融，从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西口文化”。关于“走西口”与包头历史的研究，许多专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较为笼统的层面上，缺乏深入具体，尤其在对包头地区民俗形成方面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走西口”对塞外民俗形成的影响为切入点，具体研究包头地区（主要包括包头市东河区、土默特右旗、九原区一带）民俗文化的形成与特色，力求以小见大，使人们全面了解“走西口”的历史面貌及其影响，对“走西口”有一个更为崭新的认识。
一、 “走西口”为包头地区民俗形成奠定了基础
包头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走西口”活动，早在明代就已开始。明朝末年，占据土默特地区的蒙古首领阿拉坦汗，以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积极拓展军事力量，与明廷抗衡。他通过虏掠边民、容纳叛民、招募工匠等方式，积极在土默川发展“板升”农业，使大量中原汉民，迁徙到这里修筑房舍，开垦荒地，建立村落，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明史·鞑靼传》说：“时富（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据《万历武功录》记载：“赵全率□恶民……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生，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万人。”［1］明谢肇浙《五杂组》也说：明王朝“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指土默川一带)。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2］
当时这些越边墙而来的汉族百姓，发挥各自特长，从事农业及各种手工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围绕这些汉族工匠而形成的村落，当地蒙古族人往往就以该专业命名。如朱尔圪庆，蒙古语义为画匠；沙尔沁，蒙古语义为挤奶人；察素齐，蒙古语义为造纸匠；毕克齐，蒙古语义为掌文书者，等等。之后，因为村落中多是固定的房屋，所以蒙古族就用板升来指称房舍和村落，于是在土默特地区，就有了众多以板升或板命名的村庄。包头地区现存的如板升图，蒙古语义为有房子；板升气，蒙古语义为造房子的人；捣拉板升，蒙古语义为七间房；公积板，蒙古语义为公爷的房子；黑麻尔板，蒙古语义为像鼻梁的房子等。这些汉族人的迁徙定居，为清代大量汉民的“走西口”，奠定了基础［3］。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包头地区的民俗生态。
到清康熙时，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蒙古地区的长治久安，在实施“分旗划界”保障各盟旗牧业经济有序发展的同时，劝导蒙民适当进行农业开垦，鼓励牧民“能耕田者勤于耕田”［4］，用所获粮米保障生计。清代早期几次大规模的西北用兵是“走西口”活动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清初，为了边疆的安宁，康熙皇帝三次统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此后，清政府长期在蒙古地区驻守较大数量的军队。解决西征部队的军需和在蒙地驻军所需粮草及日用品供应，直接促成了土默川上的旅蒙商贸易和农业垦殖。
当时，清政府出于军事防务、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等多种考虑，“弛禁放垦”，允许晋陕一带汉民进入土默川及鄂尔多斯等地区大规模圈地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一些蒙古王公贵族也主动招纳内地农民到边外垦种。如《清实录》记述的：“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退回。”“治边数州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
当时，老包头地区是蒙古族的游牧之地，土地已有开垦，有散在的农业村落。老包头最早的寺庙——南龙王庙，有一块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重修碑，碑文记述到：“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5］解放后包头发现的地契，最早有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说明早在康熙时代，老包头地区即有“走西口”的汉民，南龙王庙的补修，就是人口日益增多的证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兵部尚书范时崇受命负责勘察和选定通往蒙古乌里雅苏台的兵道驿站，其幕僚范昭逵在《从西纪略》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其所记经过的包头境内台站，有四台毛岱多浑（今土默特右旗毛岱村）、五台沙尔沁（今九原区沙尔沁村）、六台昆都仑（今九原区前口子村），而且四次途径“箔头”（即包头），三次止宿，“就水下营”，说明“箔头”当时已是水运码头。
台站建成后，清朝从各地调拨17000多蒙古站丁，共85000多人服务于这一军台大道，当时军粮运输包给商人承办，商人再招雇车工和驼户，随军贸易于是发展起来，大批内地商民随军进入包头地区，促进了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商业的发展。
乾隆二年（1737年），包头在原“代州营子”的基础上形成村落。来包经商的汉民，开始用农产品和日用百货换取皮毛、牲畜，一些小手工业者，打造农牧刀锄等用具，钉马掌、修箭头，以换取牧民的皮毛、雕翎、鹿茸等，运回山西出售。他们还进行米面加工、经营粮食、布匹、砖茶，以货物换取蒙民的皮毛和牲畜等。据乾隆年间的地契反映，那时包头至少已有东西两条街道，有商号十二家，商业繁荣。通过为旅蒙商提供草料而获得巨额利润的经商汉民，之后发展到开粮店、货栈，办钱庄、银号，做经纪、当行，在包头设立了十几家“复”字商号，其商业网络覆盖了整个包头市面，从而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传说。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直是土默特地区黄河航运重要码头的托克托县河口镇因黄河溃堤而被水淹，由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从而南海子渡口一跃成为塞外河运主要商埠，西路船筏改在包头停泊，黄河上游甘肃、宁夏、青海出产的皮毛、药材、盐碱，河套地区盛产的粮食，经由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入包头，为包头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皮毛一动，百业兴旺”。到了光绪末年，包头已由一个昔日的小村落，发展成为西北的门户，塞外著名的商业重镇、“水旱码头”，西北“皮毛集散重镇”的形成，增加了致富、生存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晋陕人“走西口”、走包头。当时包头人口已发展到近七万人，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拥有工商户1100多家，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每年进出口总额达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山西各地“走西口”来包经商定居的汉民，组成“代州”、“忻州”、“祁太”、“云朔”、“文交”等同乡社团，互相照应。
随着交通的发达，新的商店陆续成立，1923年后的十几年间，新成立的皮毛店达二十来家之多，连同旧有的共有五十多家，皮毛工人千余人。旅蒙商达四十多家，单干或合伙经营的旅蒙商有一百多户，包头商业急剧发展，达到极盛，其中许多商业资本，都来自于晋商。
同属包头的萨拉齐县城，当时商业也非常发达，人口急剧增加，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小街小巷多以山西地名命名。
此外，成千上万“走西口”的农民，不断地到土默川和大青山后从事农业垦殖，通过二百多年的经营，使古来一直是少数民族游牧的荒漠草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农田，出现了鳞次栉比的村庄。
大量人口的涌入、定居，村落、城镇的形成，以及农业、商业等的繁荣，为包头地区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走西口”对包头民俗形成的影响
随着走西口人群年复一年的增加，包头地区已成为汉族占主体的蒙汉杂居区，这些汉族人口中，又以山西人为多。正如《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所说：“绥远汉族人民，其初大都来自山西，尤其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盖以壤地相接，移垦便利，故人民辐辏云集，俨然成聚。”［6又民国《绥远志略》称:“绥远(包括归化地区) 汉族约占十分之六, 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 多于清中叶移来, 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7］。
大批山西移民的迁入，使包头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也自然地将原有的风俗习惯带了进来。随着移民活动的持续不断，蒙汉共居的村落与城镇逐步形成，久而久之，蒙古族世代以来的游牧风俗与外来风俗相结合，一种独具特色的民俗也就自然生成了。这一风俗不仅有“走西口”人带来的山西各地的烙印和影响，同时也有区别于中原风俗的塞外特点，各方面因素互相包容、互相融合，最终成为一体，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西口文化。下面从包头地区村落命名、旅行、饮食、语言等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包头地区居住及村落命名风俗中的“走西口”特点
包头地区，旧属土默特蒙古的游牧地，放垦之后，山西北部的农民相率而来，租地耕种。他们“春出秋归，择地而租，俗谓之跑青牛犋。”［8］因为他们像大雁一样来去守时，所以又叫“雁行”。他们季节性地“刁工”、“打短”的时候，由于出租土地、住蒙古包的蒙古人并不能也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住所，他们只是沿袭老家的方法，在土山上挖窑洞居住，没有山的地方，就在地下挖个深坑，上面搭上柴草，做成简易的窝铺或茅庵居住，这样的“跑青牛犋”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人们就以某某“窑子”或几座茅庵相称。而一些打工者集体居住的地方，又统称为“伙盘”。至于同乡引荐，在一起租地耕种形成的聚居点，就以原籍所属县乡冠名。并且由于原籍居住的地方是营堡，所以还把聚居的地方叫“营子”或“堡”。
后来，租地耕种的“雁行”者逐渐盖房定居，形成村落，住的已经不是昔日的半地下室的土窑，但仍然沿用旧称，叫做什么“窑子”或“营子”，而且最后相沿成俗，凡是村子，都冠名为“窑子”或“营子”。现在还存在的窑子村名如白青窑子、任三窑子、南窑子、党三窑子、黑铺窑子等；营子村名如冠以山西地名的榆次营子、定襄营子、五台营子、祁县营子、繁峙营子等；冠以“走西口”人姓氏的如赵家营子、曹家营子、张家营子、苗六营子等，更是举不胜举。发展到现在，营子已成为村子的代名词了。
受“走西口”汉人的影响，包头地区的蒙古人与土默特其他地区的蒙古人一样，也逐渐放弃了居住蒙古包的游牧生活，像汉人一样，盖房居住。《大清会典》载，嘉庆二十年，“近来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蒙古民居也都泥土砌筑，房顶架椽，灶火通炕。“旗民废毡包而建平房，其来久矣”。“今各佐蒙人居处情形，与汉人无异”［9］。
包头地区有相当多的蒙语地名村落，如蒙圪气（银匠）、打卜素（盐）、板申图（有房子的地方）、此老气（石匠）等，一方面说明当时这些地方有从事手工业的汉人，以蒙古语命名，还说明当时蒙古人已受汉人风俗影响而转变了居住风俗。蒙汉杂居，和睦相处，是包头地区居住风俗的一大特色。
2.包头地区出行习俗中的“走西口”因素
“走西口”的汉人，远离故土，抛家舍业，常年奔波在塞外的荒漠草原上，或者拉骆驼，或者赶车马，输送货物，盘运商品，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穹下风餐宿露，年复一年，由无奈变成常态，养成了喜欢外出闯荡的风俗习惯。在“走西口”的年代，包头地区虽然远在塞外，但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驼队车马络绎于途。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因古无村落，五方之人聚处于此，春来秋去，原属流动性，故以行旅为习惯。寄居日久，始筑家室。然春曰下乡，秋曰回城，仍存昔日之风……况农户以外即为商户，往来贩运视为当然，道路奔驰养成习惯……故不以行路为苦，恒以为最乐事也。”
［10］外出旅行的人都带帐房，随时准备露宿。并且习惯带着炒米、炒面、干粮，以应付旅途饥饿。人们不仅喜欢外出，对于旅行投宿的人，也表现出非常的热情，这一方面是受蒙古人热情好客习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期“走西口”活动所造成的。《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说塞外人民“遇人颇亲，有客过其处者，无论知与不知，必善接之，供以饮食，待遇极隆，不取价值。”［11］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居民的居住习俗：“且多人居住一室，甚至父媳、兄妹、母子均可同炕而寝，在内地为绝无之事。尤可异者，不论认识与否，即可推门而入，似无居住自由之权者，并待以烟茶，同室而眠，略无拒绝之意。明日别去，不酬以钱物，亦不计较。盖塞外村落稀少，犹存毡幕之风，主人留宿，视为当然之事，固不独包境为然，塞外各地均是耳。”［12］其中所说的“毡幕之风”，就是蒙古人的好客风俗。
3.“走西口”对包头地区饮食等风俗的影响
包头地区的蒙古族，历来保持着自己传统的饮食习惯，汉人“走西口”以后，当地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受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史书记载他们“完全以农为业”，“其饮食渐与汉人相同”。蒙古人的年节习俗渐渐与汉族趋同，汉族笼旺火过年，他们也燃起篝火，祈求旺气冲天；汉族人过元宵节，他们也跟着红火热闹。过年过节所食食品，除保留一部分传统蒙古族食品外，其他多数和汉人没有什么两样。
反过来，“走西口”而来的汉人，一方面部分保留由家乡带来的饮食习惯外，也受蒙古族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饮食风俗。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说：“包头居民不食米面而独喜糜米与莜面，为特异之点，甚且只食炒米干货，亦蒙俗简陋之习也。或有食荞面、豆面者，则山西移来之民也，普通人家不常用之。”［13］
蒙古族日常喜欢吃“白食”(奶制品)、“红食”(牛羊肉食品)、炒米等，为了帮助消化，喜欢喝砖茶。“走西口”的汉族人因为饮食结构改变，同时受蒙古人影响，也喜欢喝砖茶、奶茶，吃炒米、酪蛋子等。
包头及土默川、河套地区盛产糜米，煮饭极为适口，而山西人喜欢食醋，“走西口”人把二者结合起来，发明了酸饭，夏天食用，既解暑，又简便，成为一种独特的饮食风俗。《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说：“托县平民，日止两餐，农家三餐。朝食焖饭、米汤，午亦如之。隔数日食莜面或糕一次，夕但食薄粥，统名酸饭粥。其法以糜米之汁，盛罐中，置近灶处，使发酵变酸，更入糜米，炊时捞置釜中，焖至半熟时，取汁不尽则成稠粥，取汁尽则成饭，其味皆酸，故名酸饭，其汁即所谓酸米汤也。”［14］
这种吃酸饭的风俗，不仅是如上所说的托克托县，其他地区也一样。包头地区有童谣说：“娃娃睡，羊捣碓，碓下糠，喂鸡鸡，鸡鸡下个蛋，好炒酸捞饭。”又有谚语说：“二不溜丢酸稀粥，吃不了的喂了狗。”酸捞饭和酸稀粥，都是酸饭的一种。
此外，包头地区蒙汉人民常吃腌制的酸菜，也与吃酸饭一样，都是山西“醋文化”习俗的变体，与汉人“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4.“走西口”在包头方言形成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包头地区在明末清初时期，还是蒙古人的游牧地，只有极少数的汉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方言形态，只是到了汉人“走西口”大量涌入，形成城镇和聚居村落，才出现了频繁的语言交流和融合。为了交际的需要，“走西口”人到包头地区以后，不仅要与当地蒙古人进行语言的交流，还要进行内部的交流和融合，因为他们是来自山西的不同县市，所操方言也不尽相同。这样时间长了，互相磨合，互相吸收，就产生了新的方言——包头方言。这新产生的包头方言中，不仅有山西各地方言的影子，也含有蒙古语的成分。正如胡云晖先生《“走西口”与颇具特色的包头方言》所说：“‘走西口’进入包头的山西移民，来自山西省的不同地区。不论是垦殖时期‘跑青牛犋’的农民，还是包头成为西北皮毛集散重镇后做买做卖的晋商，他们的纷纷而至，使富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山西不同地区方言也随之而来。可以想见那时的包头，物攘人稠，三百六十行，南腔北调，各说各话，一片山西各地方言大会展的景象。而且最初在语言交流中遇到隔阂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之后，为了交际的需要，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舍弃了自己方言中那些过于狭隘的部分，保留和追求通俗与大众化的部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最终，一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言交际语形成了，它不是山西方言的某一个，而是山西各地方言的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集合体。”［15］
关于包头方言的这一特点，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也说：“包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话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至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17］“走西口”的山西人，对今日包头方言的形成，的确是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 明末清初以来，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源源不断地越过长城的关口, 来到塞外垦殖经商,他们不仅将各种农业生产和手工业技术带到了荒漠草原,开辟出了沃野千里的良田,建起了一座座村落,并发展为乡镇城市，“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语言特征、风俗习惯以及戏曲艺术, 并孕育出如二人台《走西口》这样的艺术奇葩, 形成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区。”［17］“走西口”民众及其活动，对于包头地区民俗形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宗教信仰、文化教育以及农牧生产，无不打上“走西口”的烙印，与山西、陕西的风俗习惯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追溯它们的历史，挖掘其中的精髓，还有待于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调查。
［1］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四辑《万历武功录（选录）》第116、119页。
［2］明谢肇浙《五杂组》卷之四“地部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80页。
［3］胡云晖《“走西口”与包头方言》，西口文化研究会编《西口文化研究》，2005年10月，第103页。
［4］《清圣祖实录》卷111。
［5］东河区志编委会编《东河区志·附录》二“碑记匾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第1389页、1390页。
［6］《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4页。
［7］转引自安介生《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
［8］《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9页。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转引自肖瑞玲《明清土默特蒙古地区社会文化风貌的变化》，《内蒙古师大学报》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50页。
［10］《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6页。
［11］《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9页。
［12］《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6页。
［13］《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5页。
［14］《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七册，第18页。
［15］胡云晖《“走西口”与包头方言》，西口文化研究会编《西口文化研究》，2005年10月，第103页。
［16］《包头历史文献选编·包头市志》卷七“风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67页。
［17］安介生《清代归化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文化特征》，《复旦学报》1999 年第五期，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