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大约于唐朝高宗永徽初年传入中国。传入之处多在沿海，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唐朝的都城长安等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伊朗人)和中亚诸国各族人，因经商贸易或战争迁徙而带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统称穆斯林。进入中国各地的穆斯林，同时也带入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以营生为本，没有传教任务。

内蒙古地区有伊斯兰教当在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主要是指回族，也有部分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或其他民族。

在西部地区的阿拉善盟黑城古遗址中，在中部地区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和白城子;东部地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境内的辽上京、位于宁城县境内的辽中京故址以及在内蒙古境内的其他地方，先后发现并出土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历代珍贵文物和古迹。在大量的发现中，就有不少是隋、唐、辽、金、元时期早期进入中国的回回先民留下的。如：在呼和浩特北部大青山脚下出土的隋唐时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在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伊斯兰錾花铜盆和7件玻璃器皿;元代清真寺遗址;元代穆斯林先民墓葬群;阿拉伯文石刻;阿拉伯文经卷残片及器皿等。这些珍贵文物和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发现和出土，而且分布区域如此广，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和丰富了回回先民在这一地区内的早期活动情况。

辽王朝时期的呼和浩特地区属于西京道。按目前所辖地域，当据有丰州(今呼和浩特赛罕区白塔村)的南部、云内州(州治寄柔服县，位于今土默特左旗沙尔沁乡)的东部、东胜州(今托克托县)的东北部。这一地区内不仅置有三州，而且辖有三县，即富民县(县治在丰州城内)、振武县(今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村)和柔服县，另在丰州城内设有西南路招讨司。在辽代，这一地区为西域各国入使辽国的必经之路。继唐之后，大辽踞北，宋有中原。这时，来自中东和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其海上陆道，商船驼队，与唐代相比，其势不减。其间，不少人携带家眷子女，久居中国而不思返回故土。例如：当时的宋朝廷为解决蕃客财产继承问题，特别颁发“蕃客五世遗产法”。而各地继唐之后，在穆斯林聚居区自发地兴建各种规模的礼拜寺，其凝聚力当然是与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有关。蕃客们依据《古兰经》明文规定，由清真寺伊玛目(教长)公断彼此之间的纠葛，这时不再是唐时形成的“蕃坊”，而是转变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坊”形式。伊玛目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不可代替的“执法者”地位。就辽、宋时期的都城大镇而言，这时东来的回回先民，正在很自然地改变着自己“侨居”者的身份，这就为以后回回民族由融合而形成，创造了很好的先期条件。

在整个辽王朝统治上述地区的200余年中，西域诸国与辽国通使的有回鹘、波斯、大食、于阗等国。其中回鹘包括和州回鹘、甘州回鹘、沙州回鹘和阿萨兰回鹘，贡使最多60次。阿萨兰为突厥语，意为狮子，其时多信奉佛教、摩尼教、景教或萨满教，因而不能称作回回人。但是，阿萨兰回鹘(即和州回鹘或西州回鹘、高昌回鹘)与黑汗王朝接壤。黑汗王朝(即哈剌汗朝)为葛逻禄人所建，亦为回鹘一支。10世纪中叶，在萨土克·卜格拉汗·阿卜都·卡里姆时，首先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儿子木萨继位后，突厥20万帐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使黑汗王朝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建立的王朝。黑汗王朝的疆域东部延伸到新疆的喀什噶尔一带。10世纪末，该朝的玉素普·喀底汗曾将势力伸向于阗(今和田)一带。此后，伊斯兰教在葱岭东南得到了传播和发展，这就为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一带的穆斯林，经由青海、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漠南，与辽宋通使贸易提供了方便。同时，阿萨兰回鹘既与黑汗王朝为邻，而且当时正处于伊斯兰教东渐发展的时期，因而阿萨兰回鹘亦必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1996年夏天，在通辽市奈曼旗青龙镇东北10公里处的辽墓故址，发掘并出土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的合葬墓。墓中除出土了大量金、银、陶器、玉器、珍珠、水晶、玛瑙等贵重物品外，还出土了7件被认定为伊斯兰玻璃器皿和1件研究价值很高的伊斯兰錾花铜盆。这些珍贵文物出土在辽代的墓葬中，是内蒙古境内继隋末唐初拜占庭金币、金饰片和波斯银币出土后，又一最早的回回先民留居的证物。

西域诸国中与辽王朝通使的还有波斯和大食国。在《辽史·属国表》中共记有4次。其中波斯1次，为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六月，波斯国来贡。”大食国3次，一为辽“天赞三年(924年)九月大食国来贡。”“1次为辽开泰九年(1020年)十月，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进象及方物。”第三次为辽“太平元年(1021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以王子班朗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降之。”上述记载，说明伊斯兰国家的大食、波斯，特别是大食国(阿拔斯王朝，史称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与辽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呼和浩特地区为西域诸国入使辽国的必经之地，西亚回回人经常在此停留。

辽代丰州城中建有万部华严经塔，通体白色，俗称白塔。今人检索塔内游人题记，从一层到七层共有不同时代人氏的题记162条，其中如“曲(阿)在城回回一人宋吉到此提笔(记)耳”。“宋吉”已为汉化了的名字，而“曲(阿)在城”亦不知为何处。因此，具体时间年代不详，但确有回回人来过丰州的记载。

在金代，呼和浩特地区曾有回回人来此经商停留。据《金史》卷一百二十一《粘割韩奴传》载：“大定中(1161—1189年)，回纥移习览(Islam伊斯兰)三人至西南路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耆老相传，先时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诏曰：‘此人非隶朝廷番部，不须发遣，可于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毋令失所。’”又“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回纥于9世纪中叶为黠戛斯人所破，大部西迁至中亚，逐步融合于东伊朗化的乌古斯人中，并于10世纪初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所以，上面的第一条记载称“回纥移习览”“移习览”为“伊斯兰”的谐音。第二条中的“康里”亦为伊斯兰化的乌古斯人，并向金朝“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大石”指西辽主耶律大石，康里国曾臣服于西辽。而金代的西南路招讨司治所在丰州，寄富民县，即今呼和浩特东的白塔村。“回纥移习览三人”为贸易来到呼和浩特地区，尽管为金朝廷安排到咸平府(即今辽宁省开源县一带)，但确定无疑地说明金代的呼和浩特地区有回回(穆斯林)来到这里，而要求内附的“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乞“受朝廷牌印”，也说明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回回康里人曾涉足呼和浩特。同时，也从中看出，金代的呼和浩特地区是接触中西亚回回人的前沿，是中西亚各族人进入中国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在金朝国中有一定数量的回回(即信仰了伊斯兰教的中亚各部族。回回为回纥、回鹘的音转，此在史学界早成定论)。

据《大金国志》中所记，有“回回人阿三到蒙古交换貂鼠、青鼠。”据此分析：辽时所据疆域掩有整个蒙古高原，与蒙古人交易当在本国中进行，而金朝疆域在金皇统二年(1142年)时，南界仅及大兴安岭外侧至呼伦湖、额尔古纳河上游一线，此时正值蒙古部(萌古斯部)崛起的前夜。而到了金泰和八年(1208年)时，金朝的疆域则縮回到大兴安岭以内，西南延至阴山(包括祁连山)一线。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并于金泰和六年(1206年)在斡难河畔称汗。因而，金与蒙古边界上的贸易市场是设在西京路北部，阴山一线金朝与蒙古的边界上。

元代著名回族政治家、理财家是赛典赤·赡思丁。“(元)太宗即位，授丰、靖(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而其父马哈目也受封“云中郡公”，这说明马哈目曾在封地(今呼和浩特地区)生活。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在元朝流行。继唐、宋之后，在元朝又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相继迁入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逐渐通过文化和习俗的理解沟通而互相通婚，进而融合，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从金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之后，继而有窝阔台汗1235年的”长子西征“，以及1247年在贵由汗执政时，由大将野里知吉代为西征和1253年旭烈兀的西征。在长达35年、4次大规模的西征中，元王朝凭借强悍的军事实力征服中西亚各国，致使国势大振，版图地域猛扩，而且开拓和巩固了这条沟通东西方交通及商贸大道。这就为来自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地区的各民族商人提供了行程方便。直接为这些人进入内蒙古大地创造了条件，使内蒙古地域内回回先民大增。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著《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一文中可知：“蒙古西征后，在宋之势力所控制之范围内，回教人之足迹虽仍限于京师及各港口，但蒙古地方则已有不少回教人之聚居。及元宋时期，则回教人在中国各地均可自由居住，不复受何种限制矣。”比如在史书中明确记载着：“赛典赤·瞻思丁，早年充任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随从征伐。窝阔台(元太祖)即位后，他任丰、靖、云三州(今大同市西北至呼和浩特市一带)的都达鲁花赤，主管三州民政。”

元朝时期，也是中亚、西亚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迁入中国、回回民族形成壮大的时期。“回回”一词本是泛指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自铁木真于金泰和六年(1206年)称汗以来，除了在中国本土对金、西夏进行不断的攻伐战争外，而且先后多次对西亚和欧洲用兵征伐。撮其大者，先有成吉思汗于金兴定二年(1218年)亲自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回回国，继有窝阔台汗时于1235年的“长子西征”，贵由汗时于1247年命大将野里知吉平定波斯和蒙哥汗时于1253年派其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蒙古军多次西征的结果，不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扩大了蒙古帝国的版图，建立了四大汗国，而且在客观上促使东西交通大开，中西亚穆斯林人的大量东迁和回回民族的大发展。元上都发现有回回人的礼拜寺，元大宁路故址发掘出4块伊斯兰教的墓顶石;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与穆斯林有关的文书，均说明元代以前和元朝时期，有不少穆斯林在内蒙古地区生活。

在记述这一阶段内蒙古地区回回人活动的踪迹时，必然要涉及瓦剌部。因为全国唯一的蒙古族穆斯林群体就是在这里诞生形成的。瓦剌部初游牧于漠西，即活动于今新疆阿尔泰山以北、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上游)，元末南迁至乌伦古河流域和准格尔盆地。而这一地区及毗邻的中西亚地区的蒙古各部，自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已先后“彻底完成了自上而下的全面伊斯兰化的过程”。从所见到的历史资料来看，当时的瓦剌部就是一个伊斯兰风气极浓的蒙古部落。另外，永谢布部是个伊斯兰化或半伊斯兰化的蒙古部落。说明当时整个河套平原(包括地处前套平原的呼和浩特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回回人在活动。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忽必烈的孙子安西王阿难答即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传布回教于唐兀(宁夏一带)之地，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史书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占领土耳其后也有部分战士信仰了伊斯兰教。阿拉善和硕特旗第二代王爷阿宝于清康熙年间从青海带领部众迁移来阿拉善大草原时，从青海西宁带来100名缠头回回，先安排在克卜尔滩，集中居住，游牧为生，至清光绪年间已发展到近百户。”(见《伊斯兰教在阿拉善传播发展概况》)“缠头回回”系蒙古族穆斯林的俗称，也有称为“蒙古回回”的，在旗衙门名册中也记载为“蒙回”。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民委先后两次派专人来了解情况，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和群众的意见，根据这部分穆斯林通用蒙古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吃、穿、住等与蒙古族毫无区别，也过游牧生活，但是他们不信仰喇嘛教，而信仰伊斯兰教，故认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即蒙古族穆斯林。阿拉善盟现存两座清真寺，一座是豪勒宝清真寺，一座是伯格太清真寺。每逢主麻日或伊斯兰教节日，当地的蒙古族穆斯林都要到清真寺礼拜，诵经祈祷，屠宰牛羊，集体吃喝，还举行摔跤、赛马、赛驼等娱乐活动。

马可·波罗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来到中国，不久他便来到丰州城。他看到在丰州城已经居住着很多回回人，便在其《游记》中写道：“它的首府也叫天德(因辽代丰州受天德军节制，经金至元初，仍称天德，故在马可·波罗到达丰州时，亦记为‘天德’。大部分的居民信奉基督教……人民靠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维持生活，但是居民中有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

元代回回先民在内蒙古地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和资料。《黑城出土文书》之《汉文文书》中，记载了有关元代居住在黑城的回回人、伊斯兰教清真寺以及穆斯林的墓葬群等方面的珍贵资料;阿拉伯铭文和其他相关的民族文字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清真寺内。在元故都遗址元上都，发掘出土了刻有元代阿拉伯铭文的殿堂柱石;在元代故城遗址白城子，发现了元代穆斯林墓葬数十座;在元上都发现了曾建有伊斯兰教清真寺的文字性历史记载，曾建有回回司天监。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中，出土了元王朝时期的19件珍贵文物，经识别辨认为阿拉伯文、波斯文以及其他中西亚一带信仰伊斯兰教的外籍人进入中国后，在内蒙古地区保留和使用过的文字材料。在元上都和白城子遗址，还发现了穆斯林民众的数座墓葬。

在明代，内蒙古地区仍有一定数量的回回人(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在这里生存活动。

在清代，内蒙古地区穆斯林的发展较快。无论从人口数量的增加，居住的集中，清真寺的兴建，商业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的提高，较之于辽金、元、明时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回回人也表现为日臻成熟壮大。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回回人商业活动的繁荣，丝茶驼路的开通，加强了与蒙古、新疆甚至远至与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整个内蒙古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回回的传统经济生活，诸如屠宰业、饮食业、皮毛业、畜行牙纪业等，都有了充分的发展。二是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众多清真寺的兴建，传统经堂教育的发展，汉文学校的兴办，尤其表现为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思想和感情得到了新的加强和培固，使内蒙古成为北方地区，特别是塞外最重要的回族聚居区和伊斯兰教的弘扬地。

清康熙年间，占据天山北路的厄鲁特蒙古准格尔部噶尔丹的势力逐渐强盛，先后征服了吐鲁番、哈密和天山南路的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回人(主要是维吾尔族穆斯林)聚居的城镇。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攻灭西套鄂齐尔图汗以后，势力直达河套以西。当时青海的西宁、多巴、碾伯、化隆等地，都是回回人聚居的城镇，并多以经商为业。于是自新疆，经河西走廊、河套平原到呼和浩特、张家口一线的商路和贸易，基本上掌握在回族商人手中。其时，清政府规定以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张家口两城市为厄鲁特蒙古互市的地点，于是，不仅新疆噶尔丹控制下的回回人前来上述二地贸易，就是沿途的陕、甘、宁、青等地回民，也纷纷前来从事贸易，并“留寓”居住。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王朝与噶尔丹的战争爆发，经乌兰布统之战(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端)，噶尔丹大败，西逸科布多，一面收集残部，休整补充，企图东山再起，一面派人去莫斯科乞求沙皇俄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噶尔丹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动员伊斯兰教徒进行配合。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噶尔丹曾鼓动旅居内地的回民配合反清。据《朔漠方略》载，噶尔丹“又潜通中国回子从中助彼，计得中国后，立回子为中国主，彼则取赋税。”清政府对此甚感惶恐不安，于是，产生了将张家口、归化城两地回回集中于归化城，以便“遣送回乡”(新疆一带)的举动。当时呼和浩特共有回民300余人，他们声言：“居此年久，又无粮骑，断不去也”，最后只有200人离去。同时，清廷又把张家口不愿还乡的回民40人迁到归化城，这样，归化城有回民170余人安居下来。需要指出的是，噶尔丹动员参加反清的回民，实际上包括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回疆”各部。鳴尔丹认识到这一支力量的重要，利用同一宗教信仰而泛称“回回”这一旗帜作号召，诱以诳语，企图作重新崛起的筹码。而清王朝集中张家口、归化城两地的“回子”“遣送回乡”这一事实，是指上述两地作为与厄鲁特蒙古互巿以来自新疆前来经商贸易的回回，其中主要的是维吾尔族穆斯林，因其乡在“西域”，处于喝尔丹的实际统治之下，旅居内地，恐作内应，故有“遣送回乡”的举动，不可能把元、明以来即散居内地，尤其是长期居住于宣(化)、大(同)、太原边镇从军，后又迁居归化城的回民也同时“遣送回乡”。当时归化城的各族穆斯林，也绝非少数。

清王朝为了进一步做好再次西征噶尔丹的军事部署和准备，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这一时期的呼和浩特，由于战争的需要，大军云集，为供应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商贩也骤然增加。回回商贩、清军“绿营”中的回族官兵，也同时集中在呼和浩特旧城的周围。清王朝为了麻痹土默特蒙古人的反清意识，安抚北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噶尔丹，于是，一方面大力提倡喇嘛教，专门拨款新建或修缮召庙;另一方面则允许聚居于呼和浩特的回回和“绿营”回回官兵在旧城北门外兴建清真寺(今呼和浩特清真大寺的前身)，并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勒石立碑。

清乾隆年间，是内蒙古穆斯林大批迁入定居的高潮时期。迁入内蒙古地区的回回人大致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一种记载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在平定新疆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宗(白帽回)大、小和加(卓)叛乱后，助清平叛有功的香妃家族奉旨赐居京都，并选香妃入宫;或说香妃本人原为和卓妃子，被俘后奉旨入京。不论是哪一种说法，下面的事实基本是一致的，即当护送香妃入京的二三百回兵和香妃族人在返回途中路经呼和浩特城南的八拜时，见该地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不愿再受千里跋涉之苦，于是，奏闻清乾隆皇帝，请求留居呼和浩特。清乾隆闻奏后，决定赐给他们“一马之地”，安居于八拜村，并修建了清真寺。后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这部分回回又迁入呼和浩特旧城一带散居。至今，呼和浩特回回中仍有香妃一族后裔。

清乾隆年间，随军来呼和浩特落籍的回回人，另外一种记载是据《绥远通志稿》卷五十七“伊斯兰教来绥之始末”一节载：“溯伊斯兰教虽大行于元明两代，顾其传入绥境，而延为今日之回族宗教者，则始于清乾隆时平定回疆之役。当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准噶尔部初平而未大定。是时有回回大、小和卓木博罗尼部(清代通史作布罗尼特)，霍集占兄弟倡独立于天山南路。嗣为清将兆惠、富德、明瑞等围困于和什珠克岭，扼其去路，并令降将鄂封、霍集斯树回旄大呼召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小和卓木霍集占手刃之不能止，凡降回众万有二千，牲畜万计。二十四年八月，奏捷至京，次年二月，清军凯旋。回将额敏、和卓、霍集斯、鄂对等皆受封，锡赉有差。其出力回军之一部，则驻归化城外候命，总数不足千人。初居于城东南三十八里之草原，恣其住牧，日久遂成村落，并建寺以崇其教。即今之所谓八拜村回回营也。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以回民既不便返西域，且解兵籍后，有妻孥而无恒产，又不可令其久占土默特蒙古户口游牧地。于是由驻防将军、都统等奉命饬其散居。俾得自由谋生，自此始迁入归化城为民。同时于城北门外半里许之和合桥南，创建清真寺一座。盖因当日迁居归化之回众，率聚族于北门外营房道十间房附近一带，故建寺于此。所以免悬隔而便礼祷也。厥后住居既久，生齿渐繁。加以自清乾隆平定回变，迄于清季。数十年间，边地承平，人民乐业。于是西土回族之因贸易东来，而占籍于绥境者，亦与时俱进。据最近调查，除散处各县之伊教徒不计外，仅归绥一市，即有专奉伊斯兰教之回众3600余户，男女丁口24 350余名。视其初来，盖已增二十四五倍。即清真寺之建置，亦已由1寺而扩为7寺。此其发展之迅速为何如乎。现观绥境地他教之概况，非特沙门、三清以及一切多神杂教，气焰消沉，不能与伊教比。甚至有清以来盛极一时之黄教，与夫十数年前畅行无阻之基督新、旧教，亦莫不因时代演变，而日趋于减缩。若以较伊斯兰之以教统族，以族护教。逮今日而益显其蓬勃未艾之象者。其将来结果，又岂待蓍龟而后知哉。

绥境伊教，固以归绥一市为最盛。绥东如集宁、丰镇及隆盛庄等县镇，绥西如萨拉齐、包头、临河及毕克齐、察素齐等县镇，亦莫不有专崇伊教之回民住居焉。惟其传来较晚，丁口亦少。而回民旧俗，又偏重商贩，而鲜读书，故各地之伊教源流事迹，虽当地回族中人，亦罕有能道其详者。据近况言，仅知隆盛庄有伊教徒约七八百户，包头县有五百余户，萨拉齐不足百户。其他县镇均不过二三十户而已，余未能详也。至于清真寺，则凡教徒聚居处，类有之。其规模虽有大小之殊，而设置略同。故观于归绥诸寺，亦可以概其余矣。”以上论述客观精辟，见解正确，基本史实亦如是。在《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一书中，也论述了相同的观点。“……回回一词之演变，北宋至明末，由种族之称演为宗教之称，回回与伊斯兰教徒遂不复能分离。凡云及回回者，皆与伊斯兰教有关。故今之回族一词，已含有奉伊斯兰教的种族之义矣。”而“回族之构成，系由回教之支配，则回族人士当然同一信仰回教，此处可以无论。”

因之，回回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禁忌、婚丧嫁娶，乃至重大的民族节日、纪念活动如尔代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圣纪节、盖德尔夜、阿舒拉日等，几乎无不来自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或先知穆罕默德圣人的倡导。世界各民族形成的历史，尽管民族与宗教不能混同。然而回族的形成、诞生与发展的轨迹，却是因教聚族、聚族兴教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这已在民族理论研究学术领域形成了共识，成为不争的事实。《绥远通志稿》上述这段论述中提到的清廷关于“……不可令其久占土默特蒙古户口游牧地”之禁令，并未严格执行。随着历史发展的演变，内蒙古地区的蒙、汉、满、回等各民族的团结、交流、融合，蒙古族王公贵族和广大牧民的包容接纳，散居各地的回族人也都享有了户口地，在内蒙古大草原落脚、生活，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劳动。同时，在回族人的聚居区兴建了清真寺，开展伊斯兰宗教活动，历经几百年的曲折兴衰，发展至今。

还有一种记载是，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因受陕甘宁地区白彦虎、马化龙回民大起义的影响，上述地区的回回为避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大批逃亡流人内蒙古地区，如杨龙一族，原籍陕西长安县仁和七号桥人氏，于同治年“左宗棠屠回”时逃来呼和浩特，后在十间房定居。通道街的马家，原籍陕西大荔县。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失败后，被清政府强行迁往甘肃化平(今宁夏径源)，后移居呼和浩特。又有陕西回回哈、安、丁、张10余家，“是拿着烟袋，假充汉人跑到归化城的”。甘肃的回民因不敢在故乡居留，也有不少“逃到归绥”。继陕甘宁回民大起义之后，新疆南北两路维吾尔各族人民亦聚众反清，其间也有新疆居住的回族迁入呼和浩特的，如吐鲁番回族驼户马八汉的先祖，因有交通工具，举家远途绕道迁居呼和浩特。最为典型的是，在同治到清光绪初年，大约有数十户从陕甘宁地区逃来的回民，聚居于呼和浩特东北大青山内的苏勒图村，兴建了清真寺并购置了坟地。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西北各地回民大起义已被清政府残酷镇压，“查逆”风声渐松，居于苏勒图村的回回遂陆续迁入呼和浩特。同时将清真寺拆除，砖瓦木石运往呼和浩特，扩修了清真东寺。

西北回民大起义期间，既有大量回族难民逃入呼和浩特地区落籍，也有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军人员少量地散落在呼和浩特地区。

清乾隆时期，从另一途径进入呼和浩特落籍定居的回回，主要是来自京津，河北的沧州、保定、石家庄，山西的大同、右卫(玉)，河南的孟县，山东的德州、济南等地。多数是因经商，也有逃荒或投亲靠友而投诸塞外的。包头的伊斯兰教于清乾隆年间传入，清乾隆中期在包头定居的回族增至百余户，并始建包头第一座清真寺。《大清历朝实录》记载：“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曾派遣回民百名前往呼伦贝尔，教导灌田。”这是呼伦贝尔市最早有回回人口驻足的记载。清道光元年(1821年)，回回人从河北、山东、辽宁等陆续迁到哲里木地区(今通辽市)等。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清真北寺有文字记载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嘉庆三十年(1825年)进行了扩建。清真南寺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真东寺、西寺、中寺3座清真寺分别建于清朝中后期，可见多伦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规模。兴安盟乌兰浩特等地的清真寺则是20世纪初兴建的。这些穆斯林多是从清朝初年就陆续被流放、发配、充军，为八旗官兵为奴，到内蒙古地区的所谓“旗下人”，也有极少数人从事农田耕作(《清高宗实录》)。伊斯兰教传入赤峰市境始于清乾隆年间，是随着回民迁入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在清乾隆七年(1742年)有张、马、白等10户回族(被人们称为穆斯林十大家)自山东迁来赤峰定居。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成清真北寺。清嘉庆八年(1803年)，又建成赤峰清真南寺。从此，赤峰街成为本地区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和伊斯兰教活动中心。以后一些回民群众相继迁入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林西县林西镇、巴林左旗林东镇、喀喇沁旗锦山镇、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宁城县瓦房、松山区穆家营镇、衣家营、西柜等地定居建寺，有清真寺20余座。赤峰清真北大寺是该地区伊斯兰教的活动中心。民国2年(1913年)3月，在赤峰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赤峰支会”，会长李成廉(秀才)，副会长石振文。会址设在赤峰清真北寺。民国23年(1934年)7月，成立伪满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李云祥，副会长刘存荣。民国26年(1937年)，改称“回教协会赤峰分会”，但这类组织形式的范围仅限于赤峰市区。呼和浩特地区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开始兴建清真寺之后，随着回族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先后兴建了20余座清真寺，分别是：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八拜清真寺，建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呼和浩特清真西寺，建于清乾隆中期;土默特左旗善岱清真寺，建于清乾隆中期、毁于同治年间;土默特左旗察素齐清真寺，建于清乾隆末年;托克托县清真寺，建于清嘉庆初年;呼和浩特清真东寺，初建于清嘉庆年间，清光绪年间与苏勒图清真寺合并扩建;呼和浩特清真北寺(原归绥清真礼拜堂)初建于清咸丰年间，扩建于民国10年(1921年)，重建于1986年;呼和浩特清真南寺，建于清同治年间;土默特左旗毕克齐清真寺，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勒图清真寺，初建于同治年间，迁建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呼和浩特新城清真寺，建于清光绪年间;呼和浩特清真东北寺，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包头清真大寺，始建于清乾隆前期，是回族迁徙包头定居后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清真寺，建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包头市瓦窑沟清真寺，建于清光绪末年。乌兰察布市丰镇隆盛庄清真寺，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上所列内蒙古各地清真寺的建筑年代，均是有史料记载的。由此可见，在清代，内蒙古地区就已形成了回回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而进行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场所——清真寺，也就在内蒙古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统治中国将近270年的清王朝土崩瓦解。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同样影响着草原上的回族人民。在“五族共和”的口号下，内蒙古地区的回族人民表现出新的民族觉醒：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兴办民族实业，强固民族群体，成为这一时期广大回族人民的共同要求。

民国2年(1913年)，曾在北平(今北京)牛街清真大寺首创新式伊斯兰学校、明确提出“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民族民主主义口号，并于民国元年(1912年)率先组织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担任副会长的王宽(字浩然，北京人)阿訇来到呼和浩特，和当地回民中的知名人士于民国2年(1913年)共同组织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绥远省分会”。

“绥远回教俱进会”是民国初年呼和浩特地区的回民为求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产物，是本世纪初呼和浩特地区第一个回民群众团体。

“绥远回教俱进会”成立后，首先在回民群众中借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广泛宣传兴办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对于回回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期间一些回民有识之士，先后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的回民聚居区，以清真寺为依托，利用清真寺经堂教育的形式，增设汉语文、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兴办清真小学，同时也将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义教法列为必修课，发展教育与发展教门并举，以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

抗日战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回民驼户向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游击队运送物资，支援抗日斗争，有的回民驼户甚至献出了生命。

民国38年(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率绥远军政人员发表起义通电。在参加绥远起义通电签名的蒙、汉、回各族各界39人中，有4人是回族，代表绥远省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拥护和平起义。他们分别是国民党军长刘万春、绥远省回教协会理事长吴桐，包头代表吴耀亭、王质武。

绥远和平起义后，中共中央决定在绥远成立军政委员会，下设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和民族等工作委员会。民族工作委员会有回族委员马志新、刘万春、张濯清(原国民党绥远保安副司令)等，组成回民工作组，负责开展呼和浩特地区回族和伊斯兰教界的工作，并于1950年春正式成立了“归绥市回民生产供应社”。

“归绥市回民生产供应社”成立后，中共归绥市委根据党中央“地方要解放区化”的精神，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从呼和浩特回民聚居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以回民聚居的归绥市归绥县一区为基础，于1950年12月28日成立了绥远省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回民自治区由原归绥市回民工作组组长、市委统战部负责人马志新任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王万江(回族)任区长;呼和浩特回族，归绥市民政局副局长白忠义兼任回民自治区副区长。1953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全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规定，决定取消“自治”，保留“回民”二字。1954年，随着中央决定撤销“绥远省”建制，绥远省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取消“归绥市”，恢复“呼和浩特”名称，遂称“呼和浩特回民区”。在赤峰市又建立了元宝山区小五家回族乡和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

内蒙古自治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回族穆斯林人口已达21万人。其次是蒙古族穆斯林，在阿拉善左旗东北部的敖伦布拉格、巴音木仁、乌素图、吉兰泰、罕乌拉苏木等地居住的蒙古族穆斯林人口约2000人。还有少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撒拉族、东乡族穆斯林散居于呼和浩特、包头市等地。